「月博怡宝国际娱乐」致敬,泥巴地里的先生!

2020-01-11 08:32:21
[摘要] 生活窘迫的刘建生不得已只能另谋生计。农忙的季节,妻子找到学校和老师吵架,让他回家帮忙,而他心里装的都是学生。1995年,在他报考师范学校填写志愿的那一刻,刘建生郑重地选择了小学教育专业。寒来暑往,牧区单调的岁月,刘建生把它过得有滋有味。被问及教育心愿时刘建生说。2015年,县教师考试面试第一的藏族小伙岑玉龙被分配到这里教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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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博怡宝国际娱乐,编者按:

一声先生,荡气回肠。

先生授业解惑,教人立身之道,他们心系苍生,胸怀天下,是教育的魂魄。

先生,离我们远吗?什么样的老师才能称之为先生?

或许这些我们无法准确定义,但当我们把目光投向茫茫田野,用脚步去丈量乡村教育的时候,感受到了他们脚踩泥巴的教书生涯,安静而不黯然,生动得如吹过青稞的风,散发出乡野的脉脉温情。

我们似乎寻找到了答案。

油菜花一年一年地开放,庄稼一茬一茬地生长,在大半个中国的乡野,乡村教师甘愿一辈子平凡忙碌,支撑着农村教育的天空,只为田野上飘来读书声。

他们的世界不局限,他们承先生风骨,

虽然脚踩泥巴地,心中却装满星辰大海。

今天我们再来一起认识一下吃过苦的“教书匠”刘建生,从大山走出来,又回到大山里的年轻体育老师岑玉龙和把爱书写在留守儿童的心上的万芳三位老师。

1 刘建生:我是一个吃过苦的教书匠

刘建生任教的泉口镇寄宿小学坐落在旱台村,从门源县城出发到学校大约二十分钟的车程。远山黛墨,近水清流,青稞泛黄,一路风景如画。等候在校门口的刘建生头上戴着棒球帽,黑黝黝的脸上笑容憨厚,对我们此行的采访显得很忐忑。

没想到还能重新拿起粉笔

“70后”的刘建生,经历有点丰富,还有点曲折。从青海省海北民族师范学校毕业后,适逢政策调整,中师生不再包分配了,怀揣“教师梦”的他,只能回到家乡一所乡村小学当代课教师。“那时候代课,每月150块钱的工资,连正式老师的十分之一都不到。”生活窘迫的刘建生不得已只能另谋生计。他到外地打了几年工,全是体力活,吃了不少苦。在门源的邻县祁连县的石棉矿厂加工石棉,干了一年多后,因为粉尘大,容易患矽肺,刘建生转到砖厂拉土坯,后来又干起了农田里的活。六七月雪山草绿的时候,刘建生背上行囊,翻越近4000米海拔的大板山到祁连,加入挖虫草的大军。山上风雪变幻,气候恶劣,危险就在眼前,刘建生体会到了生活的不容易。

人生的转机总会在不经意处。刘建生本以为自己的“教师梦”就此结束,从没想过自己还能拿起粉笔。2002年,峰回路转,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的教师生涯重新开启了。刘建生话到此处,幸福和满足写满脸上,和我们的交流也放松了许多。“很珍惜当老师的职业,来之不易,相比而言,当老师的辛苦和打工的辛苦要小很多。”他经历的那些苦日子让他更加珍惜做教师的时光,也成了他常常拿出来教育学生的生动案例。

▲刘建生辅导学生功课

刘建生喜欢做老师,缘于他幼年求学时遇到的一位民办老师。那位老师一心扑在教育事业上,平时在学校加班加点地给学生补课,周末回家还要负担沉重的农活。农忙的季节,妻子找到学校和老师吵架,让他回家帮忙,而他心里装的都是学生。这位民办老师无怨无悔的付出打动了刘建生。1995年,在他报考师范学校填写志愿的那一刻,刘建生郑重地选择了小学教育专业。

希望越来越多的孩子能走出大山

刘建生曾在四所乡村小学任教过,他笑道:“阴雨连绵的天,在泥泞路上骑5公里的自行车才能到学校。”后来他又主动调到了比较艰苦的牧区教学点工作,和当老师的妻子吃住在牧区,一起守护着牧民人家的孩子。寒来暑往,牧区单调的岁月,刘建生把它过得有滋有味。

撤点并校后,刘建生调到了泉口镇小学,从事语文教学。但他又不仅仅是语文老师,他所在的小学开设了20来个兴趣社团,刘建生是彩绘、书法、刮画、二胡社团的“团长”,忙得不亦乐乎。“教师待遇提高了,要对得起这份工资。”在刘建生眼里,他在乡村学校所做的一切谈不上奉献,就是本职工作,“学校有什么需要我就去做什么。”刘建生毫无怨言。

刘建生对孩子倾心付出,孩子们也非常依恋他。“这何止是我的学生,这是我亲生的一群孩子啊!”刘建生动情地说。学生考出好成绩,毕业的学生回来看望他……一幕幕难以忘怀的故事让刘建生体会到做老师的幸福。“我也是农村出生的,我知道农村孩子苦,能多培养几个就多几个。”被问及教育心愿时刘建生说。

▲刘建生与学生一起做游戏

刘建生多才多艺,却也有自己的小遗憾,那就是没能上美术专业学校。他制作的《多功能识卡器》在青海省第六届中小学教具评选活动中获得二等奖;他的毛笔字和国画都很有功底,书法毛泽东诗词《咏梅》和国画《报春图》曾获得过第十九届“共创美好家园”青海省青少年儿童及教师美术书法摄影大赛银奖和铜奖。可他认为自己只是个“教书匠”。“没有渊博的知识当教授,只有基本的教书技能,好好教书育人,对得起自己,对得起娃娃。”

刘建生还担任班主任工作。寄宿制学校每天工作一般都是十多个小时,孩子们的衣食住行、吃喝拉撒,事无巨细都得操心、照顾。班主任工作虽然繁重,但他说:“班主任对家长,代表着学校,肩上扛着责任;对学生,代表着家长,双手履行义务。”他觉得自己不可能干出惊天动地的业绩,但可以为每一位学生付出一颗爱心,为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做出应有的奉献。当他得知自己的学生藏族姑娘才仁卓玛今年考上了青海师范大学时,他兴奋不已。因为他期待有更多的老师扎根乡村,希望有越来越多的孩子走出大山,看看外面广阔的天地。

2 岑玉龙:见证孩子的成长我很开心

门源县海拔最高的乡村是仙米乡,两座不知名的山之间,坐落着仙米乡寄宿制小学。2015年,县教师考试面试第一的藏族小伙岑玉龙被分配到这里教书。仙米乡离岑玉龙的家乡有200多公里,但在这之前,他根本不知道青海的地图上有这样一个村落。当他在坑坑洼洼的土路上颠簸了6个多小时后,看到眼前的乡村小学时,内心涌起了一股情绪:从大山走出来,现在,又走进大山了。一周后,给家里人打电话时他说挺好的,其实心里有点委屈。

教师并非想象中“舒服”

岑玉龙教的是体育课,操场上常常回荡着师生的欢声笑语。岑玉龙有着与众不同的教学方式。他不喜欢一上课就“老套”地做准备运动,而是按年级给学生分类,低年级的学生引导他们学,高年级的学生搞分组比赛,培养团队精神和集体意识。岑玉龙一边教一边总结,虽然是新老师,但教得好,不光本校的老师时常过来观摩,还被外校邀请去讲课。

▲跳起来!

作为入职刚三年的新教师,岑玉龙思维活跃,在扬州培训看到不少学校跳韵律操,他就开动脑筋给自己的学生编了套《小苹果》,课间伴着欢快的节奏,孩子们跳得很开心,岑玉龙特别有成就感。他又琢磨着再编一套《礼仪操》,把安全知识也编进去。孩子们跟岑玉龙特别亲近。下课路上,离得老远就有学生打招呼;正和其他老师聊天时,冷不防就被学生拍一下,几个学生嘻嘻哈哈跳到他面前:“谁拍你啦。”亲密得连旁边的老师都“吃醋”。

门源一年供暖时间长达8个月,冬天风雪交加,岑玉龙的课堂是空旷的塑胶跑道,在外风吹日晒是常态。与其他老师相比,或许他是最辛苦的,但他不觉得有什么,“陪孩子们长大,见证他们的成长很开心。”

“戴着眼镜,教很多学生,还能和他们一起玩。”在幼年岑玉龙的眼中,老师是“舒服”的,他打心底渴望当老师。直到被人叫“岑老师”的那一刻,他才发现,教师并非想象中那么“舒服”,“身上肩负着孩子的明天呢。”岑玉龙对“老师”的称呼有了自己的理解,刚到学校时的“委屈”也渐渐淡去。

家长把孩子送到学校,所有责任都是我们的

寄宿制小学的教学周期是以轮计算的,每轮一连上八九天的课再放四天假。“学生吃住都在学校,没有闲着的时候。”当我们问到他课余生活时,他有点答非所问,“刚上学的孩子想家,哭得鼻涕眼泪收不住,得挨个地哄。”学校每晚固定时间用小喇叭放半小时的睡前故事,学生们听着安然入睡,是岑玉龙一天中最安心的时候。要是遇到学生生病,山区信号不好,很难马上联系到家长,岑玉龙只能自己开车送到几十公里外的县城。“家长把孩子送到这,所有责任都是我们的。”岑玉龙目光坚定。

▲岑玉龙与学生谈心

有一次,一个孩子因发烧抽搐昏迷,需要马上送县城医院,漆黑的夜里电闪雷鸣,豆大的雨点砸下来,岑玉龙二话不说开着车和值班老师一起送孩子赶往县城。山路上车颠簸得厉害,泥石流随时可能爆发,岑玉龙顾不得危险,冒着暴雨赶夜路。到了县城医院,孩子逐渐恢复正常后,他们才等来了孩子的家长。这时,时间已经指向凌晨三点。因为第二天有课,岑玉龙和值班老师又摸黑回到了学校。

这个将近而立之年的小伙子,不喜欢大城市快节奏的脚步,把家安在了学校的旁边。在这里,他中午能慢慢吃饭,偶尔还会散散步。“当了老师后就能看到一辈子,就在这个岗位上平平淡淡地教书吧。”他告诉我们,那些年在外地读书,感觉天总是灰蒙蒙的。山清水秀的仙米乡留住了岑玉龙的心,傍晚,他一抬头便是满天星光。

3 万芳:把爱书写在留守儿童的心上

“关爱留守儿童,已成了我‘生’的一部分。”脱口而出这句话时,她没有用“生活”一词,而是用了“生”这个字。她,是万芳。

爱,披星戴月走,跋山涉水行

2014年,大学毕业后在贵州省安顺市电视台做了六年记者的万芳,考到了安顺市黄果树旅游区蔡官小学,成了一名特岗教师。蔡官小学共有七百多个孩子,其中近三分之一是留守儿童。初来乍到,万芳直观感受到,这里的孩子与城里的孩子有所不同,但具体有哪些不同似乎也说不上来。于是,一个念头在她脑中萌生:家访。

▲万芳在细心地批改作业

半小时的路程,其中二十分钟是在穿行树林间和崎岖不平的山路上。呈现在万芳眼前的是三间老房子,全是开着“天窗”的;挂在房梁上的那颗若明若暗的10来瓦的灯泡,是家里唯一的电器。万芳忍不住揭开桌上的锅盖,浓浓的煳味扑鼻而来,仔细一看,里面大概是早上吃剩下的酱油拌饭,黑乎乎的一团。万芳心头一紧,顿时鼻塞。来之前精心准备好要跟孩子分享的所谓的“梦想”,这一刻显得那么苍白。万芳忍住眼泪跑了出来……

一个十来岁的小女孩,每天早上走上一两个小时赶到学校,晚上一个人蜷缩在脏乱的床上,这是怎样的生活?每天为省点电,蹲在家门口写作业写到天黑,这是怎样的情形?遇上恶劣的天气,一个人裹着单薄的被子,强忍着大风的凛冽,这是怎样的画面?万芳心在颤抖……

回到学校,在校长何仕凯的支持下,万芳成立了蔡官小学第一个“留守儿童帮扶小组”,一方面争取上级部门的支持,一方面联系社会爱心人士,向留守儿童“一对一”地伸出援手。而关爱留守儿童这件“事”,也成了她的“事业”。

一些孩子的家离学校特别远,万芳便趁着家访,开车把他们送回家。一次回程途中,由于山路坑洼不平,汽车原地打滑熄火了。深更半夜,周围不见人影,两边是陡峭的山崖。万芳慌慌张张捡来几块大石头垫在车轮下,多次尝试后,汽车终于走出泥坑。“当时周边环境特别恐怖,”万芳事后回忆时说,“但想到已经把孩子们安全送回了家,心里也就觉得无所谓,也不再害怕了。”

如果用x轴代表披星戴月的时间,用y轴代表跋山涉水的空间,从原点开始向着远方行走的一条曲线,就是万芳四年来挨家挨户、来回往复家访的艰辛行程。

爱,随时在记录,适时再吐露

学校有涵盖所有学生的花名册,但如果用它做留守儿童工作,显得缺少针对性。每次做家访时都随身携带一个小本本的万芳开始思考,怎样让一张张表格变得更有温度。于是,她摸索着建立“留守儿童档案”。她刚开始没有经验,只是把孩子们的姓名、性别、住址、家庭人员等信息填成一份份类似于简历的表格。随着家访的持续深入,万芳发现固定的表格不能满足动态管理的需求。通过慢慢改进、逐步丰富,如今每个孩子都有一份完完整整的档案,除基本信息外,还有老师评语、孩子在班级的表现的说明、对孩子的帮助记录等。

▲万芳和学生一起包粽子

笔者发现,这些留守儿童档案有三个特点。

随时发现,随时记录,原本静止的档案“活”了起来。这个孩子的爸爸今年去哪里打工了,那个孩子的妈妈今年几月份曾回来了一趟,这些,万芳心里都“门儿清”。

这孩子喜欢什么颜色,那孩子爱吃哪种糖果,这孩子喜欢看什么书,那孩子喜欢唱什么歌,这些,通过万芳敏锐的观察、旁敲侧击的询问,也都一一记录在案。

比如这个孩子的爸爸年中回家一趟又外出了,接下来一段时间,就需要帮助他度过“适应期”;那个孩子喜欢紫色,下次她生日时就送紫色的礼物给她。万芳总能让孩子们在润物无声的细节之中感受到尊重,感受到爱。“他知道老师是把他放在心上的,就会很认真地去学习;他觉得老师喜欢他,也就有盼头了。”

爱,热闹地发生,默默地进行

万芳的办公室,就像一个接待室。虽然不教主修课,但学校的孩子几乎没有不认识她的。下课铃声一响,这些小娃娃们就一下子从不同的教室涌过来。万老师,我跟你讲,我刚刚又跟谁谁吵架了。老师你知道吗,我奶奶今天又跟我说什么话了。孩子们跟她似乎有说不完的话。万芳的办公室,就像一个零食铺。她的办公桌上永远放有零食,其实她并不喜欢吃,但是有孩子来了,她就递给孩子:“这个零食很好吃,你要不要试试?”几次下来,跟孩子们的距离也就拉近了。

万芳的办公室,还像一个小卖部。文具盒、铅笔、针线、指甲刀、袜子、小玩偶……应有尽有,“ 看似不应有的也有”。一看到哪个娃娃没穿袜子,就知道他可能没钱买,她就打开抽屉取出一双新袜子;一看到哪个娃娃的书包破洞了,她就取出针线来给他缝一缝;一看到哪个娃娃的指甲长了,就一把“ 揪”过来给他剪剪。同事说,万芳的眼睛特别“ 尖”,只要扫一眼这些孩子,就知道每个人需要什么。

对孩子们的爱,在一件件已被万芳视为是一种习惯的小事里流露着,在一幕幕已被万芳视为是一种生活的场景里上演着。没有想着刻意地去记录什么,但它们却一直都在热闹地而又默默地发生着……

▲万芳和她的学生

爱,相互的表达,特别的循环

初到学校,万芳就在操场边的花坛上发现一个面无表情、神色呆滞的女孩。第一次去她家家访,万芳看到这孩子正拿着一块年糕。年糕边缘已有些发霉,但孩子舍不得扔,小心翼翼地试着把这些霉点刮去。看到老师来了,孩子也不言语,而是转了个身,背对着老师继续刮。万芳心里知道,说教的方式肯定是行不通的。她走上前亲切地说:“老师的手也挺巧的,让老师来帮你刮吧。”原来,孩子的父亲去世,母亲改嫁,孩子现在和奶奶一起靠低保度日。万芳对她说:“孩子,老师真的很佩服你。如果换作是老师,肯定没你这么坚强。”后来,万芳经常去孩子家,看到她在切菜,就帮她切菜;看到她做作业,就在一边辅导;看到奶奶在家,就和奶奶说说话,拉拉家常。一段时间后,孩子慢慢和自己亲了,称呼也从“万老师”变成了“芳姐”。万芳开始牵线搭桥对她进行资助,每个月固定给她生活费,向上级部门为她申请奖助学金。

后来,万芳发现这孩子喜欢跳舞,就有意识地安排她参加文体活动,让她在舞台上获得更多的成就感。现在,孩子成了村里的舞蹈小明星,谁家有个喜事,就会请她去跳舞。从她身上,万芳也感受到,对待孩子要因材施教,更要对症下药,一层一层地打开他的心扉。如今,这孩子早已升入中学,但万芳仍经常去看望孩子和奶奶,对孩子的资助也始终在进行着。

每逢节假日,万芳的办公桌上就堆满了孩子们亲手做的小小礼物。“这是一种相互的爱的表达。孩子们知道我们的爱,才能放心地接受我们的爱,才懂得回馈爱。”

面对前来家访的万芳,有的爷爷奶奶虽然家里一贫如洗,却每次都要把大把大把的干瓜子、核桃拿给她;如果有新打的稻米,就一定要求她带些回去;自己舍不得吃肉,却总是硬拉着她的手,用家里有的鸡鸭、香肠招待她。有位奶奶家里养鸡,就一天攒上一两个土鸡蛋,攒了五十多个,拿到万芳办公室非要她收下不可。“我怎么都不要,老人却怎么都不肯。”万芳说,“家长们感受到了我们对孩子的关心,然后感恩于我们,这是一种爱的循环。”

爱,内在是有意,外在不刻意

万芳对孩子们的爱,是有意识的,是真用心的。对一些更需要锻炼的孩子,课堂上开展小组教学,万芳会有意识地让他们担任组长;运动会,万芳会根据他们的特长多给他们展示的机会……“对留守儿童的爱,不仅是一份孤立的工作,而是要有机地融合到日常学校管理和教学工作之中。”万芳十分了解这些孩子的心思,总是照顾着孩子们的自尊心。“我从来不会告诉班里的同学说谁谁是留守儿童,请大家以后多多关照他。我从来都不会说,只是默默地去做。”

▲笑容灿烂

万芳明明是“有意”的爱,表现出来却是那么的顺理成章、毫不“刻意”。 她经常把生日接近的孩子们聚拢起来,带着他们一起去买菜,请他们到自己家吃蛋糕。一次在家里,小儿子喊了自己一声“妈妈”。一瞬间,万芳敏锐地捕捉到了几个孩子眼神中的异样。他们有的已经很久没见到妈妈了,有的甚至妈妈已经不在了。万芳赶紧对儿子说:“你看桌上那个大蛋糕,能不能切了给哥哥姐姐们尝一下?”然后对这个孩子说:“老师马上要洗菜了,但老师的手不太干净,你要不要过来帮我洗一下?”对那个孩子说:“老师找不到垃圾桶了,你能不能帮老师看看放在哪里了?”孩子们一个个“领了任务”,开始各自“忙活”去了。当晚,孩子们玩得特别开心,蛋糕砸得满地都是。“我的原则是,孩子们怎么高兴就怎么来,只要安全。”

“相比于教师要求孩子做什么,当孩子主动想尝试着做什么的时候,更是我们的教育润物无声的契机。”一个孩子充满期待又略带羞涩地说:“老师,明天这个活动,我来主持吧。”万芳摸摸他的小脑袋:“可以啊。你先把主持词给老师看一下。”孩子有点懵了:“我从没做过主持人,不知道怎么写。”万芳说:“没关系。老师可以帮你搭框架,你来试着写内容。”孩子很有获得感地点了点头。语言的春风化雨总在词字之内,举止的恰到好处亦在分寸之间。

爱,既因人予爱,又一并予爱

尽管万芳被称为“留守儿童的妈妈”,但万芳更习惯用“困难儿童”来指称这些孩子,她觉得这样更符合她工作的实际。“我的工作就是帮助那些需要我帮助而我又能帮助的孩子,而不是先圈出一个孩子群体,再刻意地去帮助。”她常对自己说的一句话是“我不是未来,但我是这些孩子未来的筑梦人”,她常对孩子们说的一句话是“我们没有办法选择自己的出生,但我们有能力过好我们的余生”。

一天晚上,万芳辗转无眠,起身在笔记里写下这样一段话——

爱是一种无声的滋润,是一种支撑我们继续前行的力量。对于这些孩子的关爱,物质是基础,让他们有梦想、对生活有向往才是最好的帮助。和他们接触越久,我越发觉得自己卑微。是谁为了求学凌晨三四点就打起火把走山路,一走就是几个小时,天天如此?又是谁从没有坐过汽车?是谁从没有见过爸爸妈妈,连听一次爸爸妈妈的声音都是奢求?又是谁从不知“城市”是何地方?思前想后,我鼓足胆量利用周末的时间,分批次带领其中的33个孩子到安顺去玩,就是这样的一个小城市,已经让这些孩子兴奋不已,一路上拉着我叽叽喳喳地问个不停,这个新鲜,那个好奇。我抓住机会,问这些孩子想不想走出大山,想不想将来有机会到这样的地方生活、工作。大家都回答我说:想!我相信他们会为了自己梦想而努力的。在学识上我可能没有渊博的学问教给这群孩子,我只能用自己真诚的爱陪伴他们度过在校的短短时光,希望他们在心中播下爱的种子,健康茁壮地成长。

透过这字里行间,笔者分明感受到隐藏在那一声声“妈妈”背后的一双双缺少母爱、渴望母爱的大眼睛,那一声声“姐姐”背后的老师与孩子们平等交流的姿态,还有那一声声“闺女”背后的饱含感激、充满着信任的握手,以及一份份发自内心的敬重。

本文刊于《教育家》九月刊。作者:王楠 张忠涛。如需转载,请联系我们。